據《紐約時報》作者斯蒂芬妮·索爾(Stephanie Saul)在10月3日報道,曾先后在普林斯頓和紐約大學教授“有機化學”課程的資深教授梅特蘭·瓊斯(Maitland Jones Jr.)遭到了大量的學生投訴。在2023年春天,伴隨著學生重返校園,瓊斯教授的350名學生中有82人簽署了一份反對他的請愿書。學生們表示這門課程難度過大,瓊斯教授給出的分數較低,許多人因此被迫放棄了自己上醫學院的夢想。

梅特蘭·瓊斯

瓊斯教授為自己的評分標準辯護稱,他已經盡力降低了考試難度,但過去兩年內學生的成績一落千丈,學生們不僅不學習,并且似乎不知道如何學習。學生們則在請愿書中表示,他們非常關注分數,但這些分數不能準確反映他們在這門課上付出的時間和努力。學生們批評瓊斯教授決定將期中考試的次數從三次減少到兩次,減少了他們彌補低成績的機會。此外,瓊斯教授試圖隱瞞課程平均分,不提供額外的學分,也沒有通過Zoom提供自己的課程錄像,并且具有“一種居高臨下且苛刻”的態度。請愿書中強調:一個退課率如此之高、成績如此之低的班級,沒有把學生的學習和福祉放在首位,這反映了化學系和整個機構的糟糕形象。

出人意料的是,在今年秋季學期開始前,這名84歲的教授收到了來自理學院院長的終止合同的信息——他遭到了解雇。另一方面,學校的官員們向學生們提出可以復查他們的成績,并給予了他們在成績不達標的情況下追溯性退課的選擇。化學系主席馬克·塔克曼(Mark E. Tuckerman)說,這種不尋常的提議是“學院院長給學生的一次性例外”。化學系本科生研究主任馬克·沃爾特斯(Marc A. Walters)在郵件中表示,這一決定是“向學生和那些支付學費的人伸出溫柔而堅定的援手”。

然而,大學對于請愿書的處理在學生和教授中引起了巨大爭議。化學系的教授們紛紛對此表示抗議,支持并同情瓊斯的學生們也發表了支持信。與瓊斯博士有著密切合作的化學教授帕拉姆吉特·阿羅拉(Paramjit Arora)表示,“院長們顯然是在試探某種底線,他們想要的是那些會稱贊這所大學的快樂學生,這樣就會有更多人申請紐約大學,大學的排名就會不斷上升。”

對于簽署請愿書的學生們而言,事情的發展也超出了他們的預期,學生們對瓊斯博士被解雇感到驚訝,請愿書中并沒有提出解雇瓊斯教授的要求。學生們的普遍觀點是,疫情破壞了他們準備學習有機化學課程的能力,而在這門課上拿到低分會使他們無法申請醫學院。請愿書中的主要內容是抱怨這門課程太難,教授未能提供學生所需的資源和幫助,但并未提出希望學校解雇教授。

校方的決定所引發的爭論,已經超過了瓊斯被解雇這一事件本身。《紐約時報》的記者索爾認為,這場風波的核心問題是:學生在教授的聘用、保留和解雇方面應該有多少權力,以及現在的教學是否轉向了更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向。據《衛報》的記者科爾·墨菲·馬科斯(Coral Murphy Marcos)報道,幾名化學系教授在寫給紐約大學院長的信件中強調,他們擔心這一案件可能會破壞教職員工的自由,削弱行之有效的教學實踐。簽署了這封信件的斯蒂芬妮·李(Stephanie Lee)在推特上表示,“我們都希望學生取得成功,但我們使用了不一致的、在很多情況下有缺陷的衡量成功的標準。這種錯誤的一個后果是,我們的行動正開始受恐懼驅動。”

部分家長對解雇的決定表示反對。一些團體表示,紐約大學的決定表明,他們認為學校系統存在問題,對學生過于寬容。“父母之軍”的創始人艾麗西亞·布蘭德(Elicia Brand)在接受福克斯新聞采訪時表示:“當我們為一所著名大學的教育付費時,我們應該期待高質量的教授在智力上挑戰我們的學生,通過推動他們走出舒適區,幫助他們成長。”

在NBC新聞的報道中,作者克里斯蒂娜·懷曼(Christina Wyman)表示:學生應該有權指出課堂上存在的問題。當學生遇到學術不公或教師的虐待時,他們應該提出抗議;然而,將教育視為一種可以購買和消費的產品則完全是另一回事。隨著大學排名的出現,各大學“競相說服最優秀的學生購買他們的產品”。更為嚴重的是,如果學生和家長認為自己可以用學費來威脅教職員工和管理人員,拿到自己期望的成績甚至是學位,那么將會是學校的悲哀。

而CNN新聞的作者吉爾·菲利波維奇(Jill Filipovic)則對于紐約大學的決定背后傳遞出的信息感到憂慮。她指出,讓高等教育主要迎合那些支付學費的人是有實際后果的——尤其是像有機化學這類本來就很難的課程。事實上,未來的醫學生確實需要嚴謹的科學背景,讓他們有朝一日能成為成功的醫生。對于有抱負的醫科學生來說,瓊斯是不是一位好老師還有待商榷。但紐約大學解雇他,實際上是在有效地回避學術嚴謹與學生福祉之間的界限,因為這可能事關生死。學生不應該因為一門考試的成績而影響了他們未來的前景,他們的感受也不應該決定他們的成績或導師的工作。指導學生和教師走出這兩種現實之間的分歧,應該是大學的工作,而解雇瓊斯,紐約大學就逃避了這一責任。但如果大學將教育當作消費品來對待,可能會導致對教育者的教學內容進行更嚴格的審查,從而侵犯學術自由。大學管理人員如果屈從于學生的抱怨或者聽命于家長的要求,這只會令他們聘請的教授更加難以充分、適當和自由地完成工作。